8．脆屏将破（上）
阳雄内容。裴海公在杨雄家里，一月左右，偷人十多回。石秀见了潘巧云和裴海公模样，觉得这两人有事，但毫无实据，不由心生怀疑。十一月中旬，五更天，石秀在潘巧云还愿事件后新听了十多次报晓木鱼，去门缝里张望。潘巧云太不把石秀放在眼里，也可能是将心比心，觉得石秀就是意外攀上的杨雄关系，应该只在意挣钱生活，不会在意杨雄、维护杨雄利益。于是石秀看到杨雄主家有人出门、和报晓头陀一起离去，随后又看见迎儿关门（石秀住处的门和杨雄主家后门相对，“后门头是一条断路小巷，又有一间空房在后面”）。石秀立刻明白，事情全部想通，再睡不下，一早把猪卖了，吃过早饭，沿路讨要别人的赊账钱，中午之前，来县衙去找杨雄。
这部分文中时间前后有冲突。宋江派戴宗，最早也是李逵事件之后，即八月底，正常应该是九月初；只要过个两月，怎么都是十月底后，十一月中前。再一月之外，至少腊月初，正常腊月中。此后后文迎儿招供时，因有知情不报的罪过。作为罪人，要么真说，要么往轻说，不可能往重罪说自己。所以“通有数十遭”，至少应该要二十天以上。考虑石秀平时卖柴过日子，一边干活一边攒一身冬装衣服，虽然不知当时衣裳价格，但应该不会一个月内收入如此充裕——戴宗给的十两银子他没动。所以我倾向前面石秀攒钱用了两月时间是真。那么石秀发现端倪还在十一月中旬不太可能成立。当然，这里十一月中旬是孤证，前面旁白叙述是“和尚也来了十数遍”，因此有另一种可能，后文迎儿的招供内容被后人误传了，或者是觉得罪轻，主动改了。这样的话，前面的时间则是将近一月，不是一月有余，甚至可能只有将近半月，这样更符合石秀的警醒。这样往前推，则石秀攒齐衣服最晚在十月底到十一月初；遇见戴宗二人最晚在八月底，如果将近半月，则在九月初，时间也可以连得上，只略显仓促（作者前后行文时间一般向宽不向紧，给合理日常活动耽搁留足裕量）。结合元代气候和后文黄河以北在深冬才是雨雪交加，我稍倾向于这里的时间节点在腊月中旬，偷人时间有一个月。杨雄石秀离开蓟州，路程上进了新年，喻义万事翻篇，这样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这部分时间虽不能肯定，但对后文无碍，且不存在从后文反推的空间。因祝家庄一役前后，随着“时迁”的出现，书中时间刻意模糊跳过了一大段，中间究竟断了多久，并不能确定。所以这部分时间只涉及这段情节自己，唯一涉及点是石秀杀裴海公、胡道时不能在月底、不宜在月中（冬季，五更天天正黑，应该要有模糊月色才方便看见；月正中，则没有交待有云的情况下，天太亮，石秀伪装胡道时有头发，裴海公再不留意，明朗月色下容易发现）。考虑到石秀把两人衣服卷做一捆包了、结合当时气候，感觉上十二月概率比十一月概率要略大些。不过这里这个时间问题不像宋江何时派出戴宗（关乎其派人的目的、戴宗绕行的理由）、宋江攻打无为军需要夜晚月明这些外在条件来得限制明显。
石秀找到杨雄。杨雄就和石秀喝酒聊天。杨雄见石秀只在寻思，性急，秉着道义原则，问，难道是家里对你有什么伤害？杨雄性格较粗；石秀性格精细。从石秀的角度，杨雄恩义虽足，兄弟感情则未必就深。先表示自己感激杨雄的恩义，再试探性点出潘巧云的问题，说明自己看到了确切证据，忍不住来找杨雄。杨雄没有不信，知道自己背后可能有问题，问对方是什么人。石秀点出海阇黎，说了观察过程；提出意见，这样的妻子不如不要。杨雄相信，不经调查。虽然事情是真，石秀也并不想给自己留下隐患，办事办得周全。提出让杨雄伪装不知。今天行程已定，等明天再声称值夜班，半夜三更从正门回家，则奸夫必然从后门逃跑。石秀在后门守着，抓住海阇黎达到捉奸捉双的效果，让杨雄随意发落。这种做法让杨雄亲自拿住客观证据，对石秀再无可疑、杨雄也能合法地从容进行后续处理，杨雄自然认可。石秀和杨雄实际共事的并不多，继续叮嘱，不能走漏消息。两人没有喝多，约定好各自散去。
实秀喻义猜测。梁山上一般头目喽啰只当宋江是一般头领，来梁山目的只是寻个安稳生活，上山之后不会那么讲究道义，也是利益驱动，对宋江不是特别提防。多次损公肥私的行动之后，被宋江发现了行动端倪、找到了梁山资产或/和名声损失的行为次序。因为事情涉及晁盖身边人、这些人的行动虽然瞒着晁盖，但行为另有一套对晁盖交待的面貌，宋江来找晁盖揭发。晁盖虽然不怎么管具体事，但知道自己的管理恐怕确实存在问题，没有不信。晁盖当即要杀人维护自己行为原则。宋江劝住，不能贸然杀人，你得拿住证据。宋江让晁盖先伪装不知，另拿证据。假设是手下头目私自下山害民打劫事件，手下可能声称上水上训练，训练过程中偷偷出去勒索或打劫周边无辜村民。宋江可能让晁盖下次允许这些人出去训练，训练半途，在日常训练地点进行水军集结，自己安排人跟踪这些人的实际动向、现场捉拿；晁盖集结时这些人员自然到不了，再带领水军到达现场，亲自以道义原则当众处置这些害群分子，恢复梁山名声、规整梁山秩序。商议已定，宋江并没有真正和晁盖共事过（江州是宋江直接拦了自主，这次必然不可能无视梁山之主），特意交待晁盖千万不要走漏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