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误入白虎节堂
高俅这段时间应该是公务比较繁忙，只派了老都管去高衙内那探病，自己没去。
老都管探视高衙内。此时陆谦和富安已经和林冲对立，害林冲以自保的心更甚于高衙内，于是和老都管私下强调得十分绝对，并声称自己有解决方案。
高俅晚上才有时间听老都管探病结果，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老都管先只说了已发生的事情，即高衙内初次见面的事和富安陆谦的设计行为。高俅衡量：“因为他浑家，怎地害他”是于理不当；“为惜林冲一个人时，须送了我孩儿性命”是断子绝孙。二者对比，虽然是在问“怎生是好”，但从这个表述对比上高俅已明显有了结论。
老都管看到高俅有想法倾向之后才开口，并且只说：“陆虞候和富安有计较”。这是尽量不给自身惹事，不往里卷入的行为方式。随后高俅向陆谦、富安问计，决定转天就执行。
在老都管提已发生事情的时候，文中是“陆虞候设的计”，与前文不对应，有可能有流传错误问题。当然，陆谦引开了林冲也可以算设计。按字面要解释的话就是老都管为求简化，主动把事情归在陆谦头上。这可能是因为陆谦有正式职务、而富安只是帮闲，高俅可能只知道陆谦，而对富安毫无印象。
过了这段时间，没有新情况发生，林冲已把高衙内的事情从心上放下。林冲和鲁智深走在阅武坊巷口，在一个对大家都算合理的地点，遇到一个穿着很符合行为需要的卖刀人。
林冲在东京是有一定知名度的，这让卖刀人跟着林冲不断念叨也有了合理性。看了刀，快速议价后，叫卖二千贯（折算约百万）的刀林冲以半价买下。林冲问刀的来历，卖刀人的说法和问及祖先时的“若说时，辱没杀人”都非常合理，与后面杨志的情况都极其相似。林冲人善，体谅卖刀人的羞处，就此结账。
林冲很喜欢这把刀。这把刀本身很好，是武官的好工具；此外它也可以是给林冲增加和领导共同语言、增加私下接触机会的道具。无论从长期自身需求，还是当下和高俅找沟通机会的需要，这对林冲本来该是个好东西。
再转天，早上九点来钟，两个承局来喊林冲。“太尉钧旨，道你买一口好刀，就叫你将去比看。太尉在府里专等”。林冲只觉得“又是甚么多口的报知了”——多半以前发生过“多口的报知了”的同性质事件。由于前段时间高俅应该业务繁忙（孩子生病都不能自己去看，还得晚上听结果），这看起来是高衙内事件之后林冲和高俅的第一次独立接触，还是私下性质的接触。在林冲的眼里，这是拉近和领导关系，甚至还可以是沟通过往事件、提醒高俅约束高衙内的机会。
刚出门，林冲跟上两个承局，立刻就意识到不对：“我在府中不认的你”——高俅府上的人大部分我都认识。两人说自己是新来的。有点巧合，也算正常。进到厅前，林冲自觉停了脚；两人说“在里面后堂内坐地”。这也很合理。林冲过了屏风；又停了脚。两人表示后堂不是这个后堂，还得往后，喊你进去。于是带林冲一直到府内一个以前没到过的地方。
一盏茶时间，没有响动，恐怕是暗里有人看着，等林冲进堂。林冲产生怀疑，开始采集信息，探头一见到匾额，并未进去，马上回身，就被高俅堵在白虎节堂口（看文中不能肯定是在白虎节堂内外）。高俅知道林冲不是刺杀他的，因此可以给林冲扣上刺杀的帽子；林冲无法拥有对证。高俅没有私设公堂，走的是官方程序“解去开封府”，但此时已凌驾于开封府尹之上“分付滕府尹好生推问勘理”。
林冲辩解了两句，高俅在“就把宝刀封了去”中透露出了信息——此时刀未拔出，高俅如何知道并承认是宝刀？既然说是宝刀，怎么刺杀高俅还非得用把配得上身份的珍品不成？于是林冲明白过来争辩毫无意义，只能和开封府尹去陈述事情、求取公正。此局虽然产生效果，但高俅行为举动全程落在“左右排列军校”眼里，其实客观来说是有踪迹可寻、有翻车风险的。
这轮事情应对，林冲确实没了办法。能否扣住一个承局，保留证据？林冲的已知信息是高俅喊人来叫自己，那就算林冲扣上一个承局不让离开，一是这个承局可以借口说另一人久去不回，自己去看看情况再给林冲个通报，从而走掉；二是这个承局往堂里走，林冲跟还是不跟？如果跟了，一起被抓住时，承局可以翻供，说是林冲持刀胁迫于他。高俅本来是为冤枉林冲而来，自然由着承局说。至于对质，如果高俅能让底下人和林冲对质，那么“左右排列军校”随便捉上几个，也没有什么区别？总不会需要高俅自己一人见证、单人押林冲去对质吧？
但在这里，林冲发现过三次巧合，其实是应当加强警惕的。承局未曾见过、厅前堂里两次停脚，林冲的下意识反应其实已很敏感，只是依然不够绝对冷静。但其实难怪。高衙内生病的信息林冲无法获取；以林冲的正常信息获取范围，要推导出此前赏识他、快要升他官的高俅今天刚刚有空，就突然要翻脸对他下手，实在没有可能。就算有高衙内身边帮闲给林冲报信说高衙内生病，按正常逻辑也没法推到高俅立刻亲自下场做局陷害的地步。可惜不论主观或客观分析，哪个事件发生的概率应该如何，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遇到了是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当事实发生时，无论它多不可能，自己是撞到了什么小概率事件，那也已经是冷冰冰的事实。
在开封府，林冲选择了极为客观的陈述态度，冷眼看得事实清楚，并承认“是把陆虞候家打了一场。两次虽不成奸，皆有人证”，没有扭曲事实，相信公法、秉持道义。
我曾想过，如果林冲选择故意翻供，进而争取得到对质辩解的机会，是否可能得到更好的出路？例如陈述自身未到白虎节堂，仅在太尉府堂中，是太尉栽赃冤枉；这样是否能得到来人对质？如果说当时的痕迹勘查能勘查出脚印，那应当能勘查出脚印边上还有两人入堂而去；如果说勘查不出脚印，那仅有太尉府人证的情况下，能否给林冲定罪，毕竟林冲可以问证人，既然你看见我在堂内，为何不来制止，而要观望；那只能说成是高俅带人刚回，撞见林冲带刀在堂前；这种情况下，林冲是否能找到路人证据，证明自己入府之前有两人带领？我也不清楚以当时法度，这算孤证还是算证据充足。而这种状况下，林冲经过抵赖后得到的所判结果和“腰悬利刃，误入节堂，脊杖二十，刺配远恶军州”会是哪个高、哪个低。
而此时林冲算是一直顺风顺水的武官二代，还未充分体验世间的不公，应算是从自身道义出发、选择诚恳陈述，没有偷奸耍滑，期待司法公正。“府尹听了林冲口词，且叫与了回文”，并没有当堂决断，给自己留出采集更多信息、分析和思虑的空间。
案件事实应该不算完全没有踪迹可循，只是原告一方实在惹不起，府尹和孙定都不去想从太尉府下人处拿问事实、获取证据的可能性。此时事实对府尹来说其实可以算是非常清楚，要是揭开、选择正常勘查，则明确是和高俅作对；不勘查，则是选择冤枉林冲。孙定虽然点了承局抓不住，但如果仅论法理勘查，高太尉身边的人员客观上肯定见证了异常过程；如果真想还林冲正义，抓这些人多半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这个决策将相当于让开封府和官家面前的红人高俅翻脸，开封府并没这个决心和意愿。
于是在得罪高俅和冤屈林冲之间，开封府选择了冤屈林冲。孙定固然挽救了林冲，但也只是在冤屈的程度上尽量减轻了点。孔目孙定以“南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几句话装傻刺激府尹的权力欲望，关键更在于拿出了“着他招认做不合腰悬利刃，误入节堂，脊杖二十，刺配远恶军州”这一照顾高俅面子、事实上解决了高俅问题而依然冤枉林冲，只是不直接由开封府致林冲于死地的方案。即便如此，也是“滕府尹也知这件事了，自去高太尉面前再三禀说林冲口词”，才让“高俅情知理短，又碍府尹，只得准了”。此时的高俅已然权势熏天，但也还未能充分随心所欲。开封府面上似乎做了好人（事实上也确已难能可贵），实则结果上依然选择成为了高俅帮凶，公府私用，上一个时代“府尹把高俅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也许存在过的司法公正已无从实现。
此外，“就此日”这个用语也有隐藏信息的嫌疑。因流传遗失问题，我不能肯定全书中是否仅有林冲这一例不在牢里蹲上两个月，而是急着赶走的判例（按时间推算，杨志也没蹲足两个月牢，但文字上又写蹲了两月）。这个判法很可能是不合当时一般规矩的，有高俅急着把林冲赶走，于是府尹破坏法度、替高俅抓紧扫除障碍的含义在内。
此外，这个过程，前后文如果时间要对得上，“前月二十八日”需要理解作上上个月，而不是“前一个月”，即后面的这些事情发生在五月间。从鲁智深演武是三月二十八日起算，到高衙内病重（老都管说是前月二十八日，距今一月有余）应当已经进了五月。老都管说高衙内病重后，高俅用两天时间害了林冲。林冲到开封府陈词也说是前月二十八日，时间只能是在五月里；如果理解作四月，则三十日卡不住。此后“就此日府尹回来升厅，叫林冲除了长枷”后，林冲上沧州去，则是“六月天气，炎暑正热”。这样反过来推算府尹“再三禀说”了几天时间，才算比较合理。如果前月指上个月，即事件发生在四月，则府尹要和高俅禀一个多月，这个不太至于。而高俅话里“有人对我说，你两三日前拿刀在府前伺候”，如果指的是林冲打破陆虞侯家并守三天事件，则高衙内病的发展就三两天时间，其速度也未免太快了些。这些地方最初版本可能有着严密的时间逻辑，并在时间逻辑下隐藏着信息，现在的模样有可能是流传过程中传播者并不理解缘由、自以为是解释修改而出现的问题。
至此，白虎节堂一事，高俅以一己之私妨害宋朝公务，既失私刀（宝刀）又失公刀（林冲），直至全事结束也依然一无所得、空害国家资产、空损国家力量；开封府尹虽已算作周旋，但实际则屈从高俅势力之下、为虎作伥，再无司法公正。王进迷失、高俅势力扩张。朝廷法制执行与民间道义认知之间的分离已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