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高俅发迹
一笔跳过数十年。
高毬脱毛添人成为高俅，明显的讽刺谩骂。从此处看，客观上高俅是有武艺、杂艺、文学底子的，当然这段的作者加上了“胡乱学”修饰，就大幅度影响了读者感官。
此处旁白评述高俅为人人品不行。在后续文段里，高俅是表现出了知礼、急智、诚恳等特质的，但是分对谁——不分事务只对高官如此，则为谄媚；从社会大众角度出发、贴合现实发展需要，应该才能在作者眼中算是“仁义礼智，信行忠良”。
高俅在东京帮闲，“三瓦两舍，风花雪月”，此时表现而言，与燕青其实仿佛；“被他父亲汴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与后面宋江为吏先要被父亲告忤逆有些类似；“府尹把高俅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则和后文被他坑了的林冲等人类似。高俅经过“柳世权”（留是权，权且留下）的“专好惜客养闲人，招纳四方干隔涝汉子”，等到了天下大赦，与后文杨志花石纲翻船等到了赦宥相似。而此处柳世权与晁盖有几分相似——晁盖招人也不分好歹。因此江湖还是那个江湖、事情还是那些事情、条例还是那些条例，区别是谁管事、谁在用、把哪些条款用在谁的身上。
柳世权与董将士（懂将仕，知道将要出仕）是亲戚，推荐高俅到了董将士处；董将士“权且欢天喜地”。如果没有这权且两字，是否就和柴进招待宋江相同？董将士因为怕高俅带坏了自家孩子，急急将高俅推给小苏学士；小苏学士嫌高俅“浮浪”，却立刻给高俅在“附马王晋卿府里”找到了用武空间。
这一串行程看下来，各人经手，把高俅推得一层高过一层。高俅最后能够主事，这些推荐者一个也逃不脱责任。历史现实的高俅，其品性，恐怕要好过《水浒》中的高俅不少。面对坏坯子，为了顺利摆脱麻烦，反而给予最佳资源、以最快的速度推送向上；而送到上层之后，因为贵族的享乐需要，这坏坯子反而有了大量用武空间。想高俅如果是个好坯子，反而恐怕是留在董将士的那个底层，其资源只能有限、其作用也只能有限。这个社会逻辑，写得真实而黑暗。究竟该如何破？我实在找不出答案。与此相似的逻辑，我想到的是《六国论》的“弊在赂秦”。但如果由个人承担这样的社会成本、要求以个人力量去坚持对抗黑暗，则又不具备现实可行性。
高俅到了王驸马府里，有了用武空间。驸马邀请端王——未来的道君皇帝赴宴。端王偶然看到一项工艺品，非常喜爱。王驸马提出和另一件物品一起送过来。这个举措很得人情往来的精髓。当下拿走，算在今天的筵席里头，只是一回事；回头再单送一趟，则来往两回。这种做法可以再次唤醒、进一步加深端王对自己的好印象。端王“想那笔架，必是更妙”，对未得物品有更高期待，埋下了轻忽政事的伏笔，这言行其实不太妥当，让别人难办。王驸马应该平时对工艺品没那么留心，不能正面作答，只是含糊说“明日取出来，送至宫中便见”。
第二天，高俅来执行送玉器的命令。玉器本身好坏另说，盛放的器皿和包装就很华贵，方便衬托玉器价值。到了地方，通报过后，院公出来问话。高俅回答得清晰、准确、本份，没有乱添加基于自己私人欲望的内容。院公让高俅自己进去，这个安排有点问题。最直接的问题是高俅不认路。而就算高俅认路，在无人陪伴指引的情况下，端王府里也是很容易冲撞到人、惹出麻烦的。高俅此时表现既守礼、避免误闯惹是非，也不表现出对院公考虑不周的不满，只说“相烦引进”。这足以让院公完全明白。如果高俅此时指出，自己没有来过，不认识路，那么即便说话时陪着笑脸，也依然是落了院公面子，有指责其思虑不周的嫌疑；按人肚量不同，有导致对方轻微怀恨的可能。因此只说“相烦引进”，事实上是一语揭过责任，有举重若轻的风范。
院公引到庭前，高俅不敢冲撞，等待端王踢球。到这里事情已算基本办成。虽然事情很简单，但没发生任何旁生支节，高俅的办事言谈其实是扎实靠谱的。
运气巧合，球来。高俅临机把握得准、多年的底子发挥作用，吸引了端王注意。端王问话，高俅行为合乎规矩、回答依然本份、清晰、准确，先完成本家任务，没有借机浮夸偏题。
端王收了东西，随后对人的兴趣表现的比对玉器的兴趣高。在让高俅表现一事上，端王先开解、后喝彩。从踢球出发、以小见大的角度来说，这其实可以算作是一位贤君、能任人的特质表现。随后端王要走高俅、哲宗驾崩、端王即位为道君皇帝。
这里书中提到，“立帝号曰徽宗”。按我们学到的历史记录，徽宗应是死后的庙号，《水浒》全书，道君皇帝应该都是活着的状态，因此用“徽宗”称呼道君皇帝我以为有些不妥。我倾向于并不是原作者不了解这点，而是后世传播时市井里不懂的说书人自主添加。原本对端王登基后的提法称谓，我猜大概率就是道君。作者爱用隐喻，道君这个称谓有“道是君”、实则贼的隐含意思。但在市井传播时，百姓只知道“徽钦之辱”，所以为方便受众理解，后来传播开时就很容易被改成徽宗。
忽然一日，道君皇帝生事。“朕欲要抬举你”。这以现在眼光来看，其实是正常逻辑。新任皇帝接触政事一段时间之后，产生了自己的理解和想法，与经验丰富、但也相对守旧的执政团队在一些事情上有不同见解。碍于自己皇帝的身份，不可能亲力亲为。这种情况下，皇帝派出身边人去了解这些事务、获得直接的反馈，避免执政团队可能的欺瞒，甚至做出一些改变尝试、增长经验，在局部范围内直接发挥自己的影响。这种王权扩大的方式，应该是可以为文臣执政团体所接受的。
道君派出的人选，自然只能选择他所熟悉、信得过、过去办事可靠、依循本份的人，即先具备亲密的基础条件和日常办事能力基础，后培养政务能力；不可能从文臣仕子中有所偏向的安排天子门生，先具备政务能力基础，再来培养信任度和日常办事水平。这种情况下，高俅入选、作为道君皇帝所伸出的一只手，去触摸非核心的政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高俅出任殿帅府，其初始职能，应该是禁军训练，不涉及军事官员职务任免、不负责战争安排。在后续故事中，高俅获得权限后，其行动逐步脱离了皇帝初设的目标，又或者道君皇帝后来对政事不再保持关心、撒出去的触手成了脱缰的野马，那是后来的管理问题，此时还不建议如此评判。
当然，上述是现代读者的常见见解。原作者的态度应该并非如此。作者通过“王进”这个名字，及引发的系列事情，是把罪源算在了道君皇帝此次行动上的。即原作者认为后面的系列事情，是从这次王权伸手开始的。王权不安本份，伸手染权、直接触碰事务，而不能如同仁宗皇帝那么自律；到后来，触手伸长，跨越禁军训练职权；再往后，王权迷失，奸臣祸乱。道君皇帝认反忠奸、甚至推波助澜，使得赵宋政权根本越摇越松。作者以防微杜渐的态度，抓出道君皇帝的第一次伸手，有认定后续事情的源头是道君不能控制内心欲望、不能把握王权本份的含义，将江山晃动的罪责根本归结在其伸手向文官集团要权上。这个观点，不无道理。见仁见智，谨供大家参考。
“但有边功方可升迁”、“先教枢密院与你入名”。此时道君皇帝的行为是服从于执政团体的秩序的。道君皇帝依法办事，执政团体也给皇帝行为开绿灯。两边配合之下，“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火箭般的升迁，第一时间让高俅具备了参与政治事务处理的职能。殿帅府一开始大概只是禁军训练、掌管禁军的机构，受枢密院管辖；枢密院偏军队的人事任命和职务管理。殿帅府太尉，历史上并无此官，北宋实际官职应该只是殿帅。我见有前人指出过，应该是后来说书人用明代官职名称进行了混合，方便后来民众快速理解，我认同这一观点。
本回的前半段，个人感觉被后世说书人根据自己需要、或是迎合底层百姓传播需要进行了大量篡改。许多地方用力过猛的感觉明显，与主体部分客观、冷静、纪实的笔法有相似而态度不同。甚至对高俅此人，从事务行动表现来看，原本虽然也有明确批判的倾向，但其批判是深刻、深入的，对高俅的能力、成长和小处的品行恐怕是有适当肯定的，这样高俅是个更立体丰富的形象；而不像目前的稿件，许多评语落在表面，而实际人物行动体现态度与表面评语却不相同。个人猜测，本回原本在真相上应该基本相似，但语调、评判、人物关键状态和语句可能在表面平淡的同时还隐藏着深层意思上的精彩。数百年流传下来，恐怕不太可能追溯本回的原本真相了，可惜。
当然，道君、高俅、蔡京等人形象与历史记载、甚至与历史真实可能大不相同。毕竟这是小说，本文只涉及这些人的书中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