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时代印记
家国往事与村庄炊烟
一九九九年，我已经是个十二岁的少年，在SD省凤凰市一个普通村庄里读小学五年级。那一年，是我童年与少年的分界，是懵懂与觉醒的过渡。国内外发生的许多大事，在我这样一个农村孩子的生活中，投下了或深或浅的影子。如今隔着二十多年的岁月回望，我愈发清晰地感受到，那一年确是一个转折——国家的大事与村庄的小事，远方的硝烟与身边的炊烟，以某种难以言喻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农历二月，春寒还未完全退去，但村子已经苏醒了。我们村庄每年最热闹的日子，莫过于农历十月十八的庙会。平日里每隔五天有一次小集，但唯有这一天，是一年一度真正的“赶大集”——我们当地人称之为“赶山”。后来我猜想，或许是“山会”在方言中连读，久而久之就成了“赶山”。今年的“山”比往年更盛大，因为有外地来的戏班子要在我们小学的操场上搭台唱戏。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包拯、红脸的关公……这些我只在电视和课本里看到的人物，就要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们村是镇上有名的大村，将近五百户人家。我们村的集市，辐射周围十里八乡。一进村口，就能看见好几个看自行车的老大爷。他们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放着一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着一沓沓用硬纸片做的号码牌。每存一辆车，收五毛钱，发给两张相同号码的牌子，一张拴在车把上，一张交给车主。这是我第二次见到这样的场景——前年妈妈带我去崔家镇赶集时，就见过这样的存车摊。确实，如果没有这些存车点，推着自行车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根本寸步难行。
今年的集市规模空前。从村中心近两里长的主路，到村东头连接学校的那段路，全都摆满了摊子。后来听村长说，那天来赶集的有近万人。东边公路两旁基本上是家具、花卉、农具和牛羊牲畜市，空气中混杂着木料、花香、铁器和牲畜的气味；中心主路以北全是卖菜卖肉的，青菜的泥土味和生肉的腥气在空气中弥漫；中心路段则被各色小吃占据——炸油条的油香、当地最有名的炉包、还有普通集上不曾出现的小吃摊、糖葫芦的甜香、烤地瓜的焦香，勾得人直流口水；中心路往北全是卖衣服鞋帽的，五彩斑斓的衣物挂满了临时拉起的绳索，在阳光下形成一道流动的彩河。
爷爷每年大集请客吃饭时都会念叨一件事——有一年奶奶兜里的一百元钱被小偷摸走了。“那时候一百块钱能买多少东西啊……”她语气里是多年未散的懊恼。爷爷则说奶奶：“叫你别把钞票放外兜，非不听。”我们小辈听多了，也只笑笑不当真。直到很多年后，我为我爱人精神分裂的病，胡乱去找算命先生化解，先生问我家中可曾有至亲意外离去，我回家问父亲，他才告诉我，曾经有个姑姑很小就走丢了。而奶奶的疯病——后来我知道那叫精神分裂——也许是在那个女儿丢失后逐渐严重的，也许是生了太多儿女，心里承受不住，也许是我们家族的通病：对家人的冷暴力或者情商不够，或许是其他什么原因吧。这些家族秘辛，直到奶奶去世很多年后，才通过爸爸的讲述完整地拼凑起来。
集市上最吸引我们孩子的，除了小吃，就是各种表演。我记得有一年来过一个杂技团，那是我此生唯一一次看真人杂技。班主口中喷火、长枪顶喉、口吐飞剑，还有蒙眼射飞镖，看得我们目瞪口呆。但最后一个节目却让全场都静了下来——一个看起来比我也大不了多少的男孩，被“大卸八块”后放进箱子里。他哭得撕心裂肺，完全不像是演的。村里几个老人看不下去，站出来嚷嚷：“这是干啥呢！欺负孩子不是？”最后我们村里的老人凑了一点钱，让班主赔着笑把这个节目撤了。那孩子的哭声，我好多年后都还记得。
每逢“赶山”，我们学校都会放假。这让我特别高兴，因为可以尽情地玩耍。而更让我高兴的是，五年级这年，村里差不多家家都装了座机电话。爸爸提前给姑姑、姥爷、舅舅们都打了电话，邀他们来赶集。没想到那天一大早，姥爷真的来了。
我是姥爷姥姥带大的，直到上学才回到父母身边。姥爷总是笑呵呵的，会给我买糖葫芦，会让我骑在他肩膀上看戏。而爷爷虽然也亲，却总板着脸，和爸爸一样，不怎么爱笑，让我有些怕。那天我拉着姥爷的手，把他拖到戏台最前面。锣鼓铿锵，唱腔悠扬，阳光照在姥爷花白的头发上，他眯着眼，嘴角带着笑。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种难以言说的温暖。仿佛那些国家大事、村里的热闹、甚至童年的困惑，都在姥爷粗糙的手掌里变得踏实起来。
就在这热闹的市集氛围中，我并没有忘记去年香港回归时的情景。那时候，学校里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最让我们兴奋的是，每个学生都发了一枚纪念香港回归的胸牌。那枚胸牌是红色的，上面有金色的紫荆花图案，别在胸前总觉得特别神气。我清楚地记得发放胸牌那天的情景：班主任老师一个个点名，我们排队上前领取。当我从老师手中接过那枚还带着包装的胸牌时，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自豪感。那是一种模糊却强烈的感觉——仿佛通过这枚小小的胸牌，我与那个远方的城市，与那个历史性的时刻，建立了某种联系。
可惜的是，我的那枚胸牌不知道什么时候弄丢了。可能是在某次追逐打闹中从口袋里滑落，也可能是在放学路上蹦跳时掉进了路边的沟渠。为此，我懊恼了好几天。那种失落感，不仅仅是丢失一个物品的遗憾，更像是一种与重要时刻断裂的怅惘。
今年春天，老师又在课堂上兴奋地告诉我们，澳门也要回归了。这个消息让整个教室沸腾起来，同学们交头接耳地讨论着。下课铃一响，大家就围在一起猜测这次会发什么纪念品。同桌小军信誓旦旦地说：“肯定是莲花图案的，因为澳门的区徽上有莲花。”他的话引起了一阵赞同的附和。我也暗暗期待能再发个胸牌，心想这次一定要保管好，不能再弄丢了。甚至已经在心里盘算好了要把它放在书桌的哪个抽屉里，用什么样的盒子装起来。那种期待，掺杂着对去年丢失胸牌的补偿心理，也包含着对又一次历史性时刻的向往。
这一年，我家也发生了一件大事——新房终于盖好了。这是一排五间的红砖瓦房，坐北朝南，窗明几净。最让我高兴的是，爸爸特意买了一台24寸的大彩电，这在当时我们村里可是稀罕物。当天晚上，爸爸请客，他的朋友们来我家看电视，屋子里坐满了人。大人们看着电视闲聊，我们小孩子则在一旁追逐打闹，气氛十分热闹。那台电视机成了连接我家与外界的窗口，也成了我了解世界的重要途径。
然而，这种温馨的氛围在一个晚上被打破了。那天，我们全家正在看新闻联播，突然爸爸很生气地拍了下桌子，把我们都吓了一跳。原来新闻里报道，M国炸了我们国家在南斯拉夫的大使馆，还造成了人员伤亡。我看着电视画面上冒烟的建筑物和痛哭的人们，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难受。那种感觉不同于丢失胸牌的遗憾，也不同于考试不及格的沮丧，而是一种更加深沉、更加复杂的情绪——混合着愤怒、悲伤和无力感。
那天晚上，爸爸一直阴沉着脸，连最爱看的电视剧都没心思看了。妈妈轻声劝他，他却只是摇头叹气。我从未见过爸爸这样，那种成人的忧虑和愤怒，让我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原来远在千里之外发生的事情，真的可以影响到一个小村庄里的普通家庭。
接下来的日子里，村里的大人们都在议论这件事。每次有叔叔伯伯来我家吃饭，酒过三巡后，总要借着酒劲骂上几句。我记得有一次，李叔叔红着眼睛说：“凭什么他们就能这么嚣张？咱们中国人就好欺负吗？”爸爸叹了口气，说：“弱国无外交啊。咱们要是够强大，他们敢这样？”爷爷坐在一旁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缓缓说道：“伟人说过，落后就要挨打。我记得年轻时见过日本人欺负中国人，就是因为咱们落后。现在虽然好了很多，但还是要记住这个道理。”这句话我默默地记在了心里，虽然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深意，但隐约知道是因为我们不够强大才会被人欺负。
学校里，老师也专门给我们讲了这件事。班主任拿出一整节课的时间，给我们讲解事件的来龙去脉。虽然她尽量用我们能理解的语言，但我还是看到了她眼中闪烁的泪光。英语老师则在课堂上说：“同学们，我们要好好学习英语，不是为了崇拜别人，而是要用他们的语言来说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要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我觉得老师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学习更加用功了。那段时间，我每天都会多背几个单词，上课也更加认真地听讲。可惜的是，我的英语成绩始终不见起色，这让我很是苦恼。那种想要为国家做点什么，却又无能为力的感觉，困扰了我很久。
课余时间，我和小伙伴们的游戏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在村头的打谷场上玩打仗游戏时，总会自觉地分成两派，一派当M国，一派当中国。我总是抢着当中国队的队长，带着同学们“冲锋陷阵”。有时我们还会为谁当中国队争执不下，最后只好用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这种游戏我们玩得特别投入，仿佛真的在保家卫国。有一次，我不小心在追逐中摔倒了，膝盖磕出了血，但一想到自己是在“为国受伤”，就强忍着没哭出来。那种幼稚却真诚的爱国情怀，通过游戏的方式表达出来，成为了我们理解复杂世界的一种方式。
在家里，我也有自己的玩法。我会把那些带枪炮的小玩具人分成两派，在房间地板上布置战场。我用积木搭成堡垒，用书本堆成掩体，然后指挥中国这边的“战士”冲锋陷阵。有时玩得入迷，连妈妈叫吃饭都听不见。妈妈常说：“这孩子，玩个打仗游戏都比写作业认真。”现在想来，那或许是我表达对外部世界关注和理解的一种方式，虽然幼稚，却真挚。
这一年，最让我期待的除了澳门回归，就是十月一日的国庆阅兵了。那天一大早，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视机，和爸爸一起守在电视机前。当雄壮的军乐响起，整齐的方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过天安门广场时，我们都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板。爸爸看得特别激动，不时指着屏幕说：“看！这就是我们的军队！这就是我们的国家！”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各种新式武器的亮相，导弹、坦克、战斗机，这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让我看得目不转睛。
爷爷也在一旁观看，看着看着就抹起了眼泪。他说想起了以前艰苦的岁月，那时候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经常受人欺负。现在看到国家越来越强大，他感到特别欣慰。虽然我不太懂爷爷为什么这么激动，但看到那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也觉得特别提气。阅兵结束后，我还沉浸在激动中，晚上做梦都梦到自己成了解放军战士，穿着笔挺的军装，走着整齐的正步。那时候的梦想就是当一名解放军去保家卫国，那种纯粹而热烈的爱国情怀，至今想来仍让我感动。
那一年，学校还组织我们看了电影《横空出世》，讲述的是我国研制原子弹的故事。电影中，科学家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不懈的精神让我深受感动。尤其是在沙漠中进行计算的场景，他们用算盘一遍遍验算数据，那种执着和坚韧，让我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真正含义——只有自身强大，才能不受欺负。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注意到村里的变化。村里通了砂石路，家家户户都基本有了电视机，电视机的尺寸越来越大，这些变化都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爸爸常说：“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这都是国家发展带来的好处。”我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些话的深意，但能感受到大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回顾一九九九年，那确实是一个希望与悲痛交织、告别与开启并存的复杂年份。从香港回归到澳门即将回归，从使馆被炸到国庆阅兵，从家里的新房落成到村里的“赶山”盛会，这些大事小事，共同构成了我十二岁的记忆图景。那些远方的国家大事和身边的村庄小事，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让我这个农村孩子，在懵懂中开始理解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在稚嫩中开始感受民族的荣辱与共。
而那一年农历十月十八的庙会，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画，把时代的变迁、家族的温情、童年的纯真，都收进了它喧闹而温暖的框架里。当我牵着姥爷的手，穿梭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听着此起彼伏的吆喝声，闻着各种小吃混杂的香气，看着戏台上演绎的忠奸善恶，我仿佛触摸到了生活的脉搏，感受到了时代的呼吸。那些时刻，远方的硝烟和身边的炊烟，国家的荣辱和个人的悲欢，以某种难以言喻的方式达成了和解，共同编织成了一个十二岁少年对这个世界最初的理解和感受。
一九九九年已经远去，但那一年的记忆却历久弥新。如今的我早已明白，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村庄的炊烟也会被远方的风吹动。而那种看似幼稚却真诚的爱国情怀，那种在游戏中“保家卫国”的赤子之心，或许正是民族精神最本真的流露。时光流逝，岁月更迭，但那份于家为国的情感，始终如一，历久弥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