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抹茶：山坳里的经济博弈传奇
在西南一隅，被连绵大山环绕的贵州铜仁江口县，曾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守着这片土地，日子平淡如水，工业发展滞后，人口外流严重，最新的人口公报显示，江口县常住人口不到18万，且呈逐年下降趋势。然而，一场悄然而至的经济变革，即将打破这份宁静，在这片看似贫瘠的土地上掀起惊涛骇浪。
贵茶集团，原本是一家专注于传统绿茶和红茶销售的企业，在贵州的茶叶市场中摸爬滚打多年。董事长蒙祖德，一位精明且富有远见的商人，凭借着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带领着贵茶集团在传统茶叶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
2015年前后，贵茶集团迎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他们最大的海外客户，一家全球知名连锁咖啡品牌，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新奇的需求：“抹茶是绿茶的深加工产品，那你们能不能做出抹茶？”
这个需求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在贵茶集团内部激起了层层涟漪。蒙祖德深知，有需求就有市场。他立刻组织团队，联合专家，对全球抹茶市场展开了深入的调研。
调研结果让所有人都为之振奋。抹茶的原材料主要为绿茶，而贵州恰好是绿茶大省，拥有得天独厚的品类优势。而且，抹茶的应用领域极为广泛，除了传统的茶道饮用，在咖啡馆、烘焙店、冷饮店等行业都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与当时全球咖啡豆约1000万吨的产能相比，全球抹茶的产能仅有六七千吨，市场潜力可谓一片蓝海。
然而，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当时的贵州茶产业，虽然茶园面积位居全国第一，但在品牌建设方面却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份。浙江有龙井，广东有单枞、英德红茶，河南有信阳毛尖，云南有普洱，而贵州茶大多只能作为原料，贴上其他品牌的标签出售。
“只会贴牌，我们永远做不大，永远做不强，永远就是别人的原料地。”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的话，如同一记重锤，敲打着每一个贵州茶人的心。
蒙祖德陷入了沉思。他深知，如果继续在传统茶叶领域同质化竞争，贵茶集团很难脱颖而出。而抹茶，这个在中国尚属新兴的产业，或许就是贵茶集团实现弯道超车的关键。
2017年前后，贵茶集团将发展抹茶的想法与江口县政府进行了沟通。这个提议如同黑暗中的一道曙光，让江口县政府看到了产业转型的希望。
当时的江口县，位于梵净山脚下，这座佛教名山拥有全球同纬度保存最完好的原始森林，也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的要求限制了工业的发展路径，工业落后导致人口外流，县城发展陷入了困境。
江口县领导们深知，在被大山区隔、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西南省份，与土地有关的产业才是头等大事。发展抹茶产业，不仅符合贵州作为绿茶大省的优势，还能为县城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解决人口外流的问题。
于是，由县官员带队，政府团队前往日本进行考察。日本，作为抹茶文化的发源地，拥有成熟的抹茶产业和完善的市场体系。考察归来后，政府团队得出结论：“发展抹茶的风险反倒比种传统茶要小一点。我们要搞抹茶，因为我们绿茶没有竞争优势，红茶、黑茶也没有竞争优势。而抹茶在中国就属于新东西了，新东西就不存在同质化竞争。”
2018年，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总部在贵阳的贵茶集团将抹茶超级工厂落户在了江口县。这个占地约340亩，相当于31个足球场大小的工厂，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抹茶单体车间，设计产能达4000吨。如果原料充足，机器全部运转，这里将成为全球第一的抹茶工厂。
然而，抹茶产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对于像陈春莲这样的茶农和中小企业来说，转型做抹茶意味着巨大的投入和未知的风险。
陈春莲，一位说话利落、做事干练的“70后”湖北女人，在2018年成为了第一批押注贵州抹茶的人。她在江口县一座陡峭的山下经营着一家碾茶工厂，还和丈夫共同管理了约900亩的茶园。
“我们要拼，要改革，不能一潭死水困在那里，我们要寻找出路。”陈春莲借贷了500万元，投入到买茶苗、肥料和建碾茶生产线上，成为了贵茶集团的联盟企业。
但抹茶产业的高投入，让她很快就感受到了压力。与种植传统茶不同，抹茶对茶叶质量的要求更高、更精细。为了达到出口标准，贵州抹茶种植园只能采用生物农药，严禁使用除草剂，这大大增加了人工除草的成本。此外，茶园还需要搭建遮阴布网，这也是一笔百万级的支出。
除了种植环节的高投入，碾茶加工厂的建设和生产线搭建成本也不菲。一间茶叶厂房的建设，加上一条碾茶生产线的搭建，成本大概在300万元。加上肥料、茶苗等前期投入，总成本预计上千万元。
而市场认知度低，则是抹茶产业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在抹茶超级工厂建成初期，虽然贵州抹茶的招牌在圈内打响，但却无法出圈，未让大众熟知。贵茶集团作为上游供应商，在最初发展的几年，一年也只向陈春莲这样的茶农供应一次货，茶农们一年只能采摘一季春茶，收入微薄。
就连龙头企业贵茶集团也经历了一段时期的低迷。2018年建厂时，当地政府举办了梵净山国际抹茶节等活动，但后来碰上了疫情，许多活动被迫停滞，贵州抹茶的推广受到了严重影响。
转机：社交媒体与政策支持的双重助力
转机出现在2023 - 2024年。随着国内市场对抹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社交媒体成为了贵州抹茶出圈的重要推手。
“2023年初，我们发现小红书上抹茶的内容从原来的100万篇，一下子增长到了300万篇”，蒙祖德说，“现在点开小红书，抹茶的笔记已经变成了700万篇”。
2024年初，哈尔滨与广西砂糖橘的“南北回礼”，引发了各地“农业大摸底”。贵州铜仁抹茶也因此被“摸底”出来，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了出圈效应。那一年，许多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中国是抹茶生产第一大国，抹茶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60%，而全国至少有四分之一的抹茶产自贵州铜仁。
与此同时，省级政府也愈加重视抹茶产业的发展。2024年，GZ省宣布打造“两红三绿一抹”茶产业发展格局，将抹茶产业发展上升到省级规划层面。
在各方的推动下，铜仁抹茶如今供不应求，不愁客源。一位贵茶集团内部工作人员说，如今国内绝大多数叫得上名字的茶饮品牌，都是使用贵茶集团供应的抹茶。
陈春莲也感受到了市场的变化。2024年后，贵茶集团对原料的需求越来越大。她的茶园今年已经采了两次茶，春茶采完后，给茶树追肥，等10天左右夏茶长出，又可以继续采。“我们是不停地循环在做茶叶，采摘茶叶。维护好的茶园，一年最多可以采三次。”这样的效率，远超一年只可以采一季的普通绿茶。
博弈：中日抹茶文化的差异与产业竞争
随着贵州抹茶的出圈，国产抹茶和日本抹茶的对比再度进入大众讨论的范畴。有人热衷于拿铜仁抹茶和日本抹茶做茶道级的对比，力图在其中分出优胜者。
事实上，中日两国拥有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抹茶文化。张明生告诉记者，抹茶在日本属于吃茶文化——将抹茶粉泡在水里饮用。而中国本身已经是茶叶生产大国，对比于吃茶，中国人热衷于泡传统茶。
也因此，中国的抹茶多数是应用在食品添加上，例如冷饮类、烘焙类。蒙祖德曾在受访时说，贵茶的国内市场销售比重中，茶饮和冰激凌企业占60%。剩下的近4成由烘焙和预包装食品饮料所占据。
“食品添加这一块大蛋糕，才是我们想要的。”张明生说。贵州抹茶的出圈路，并没有跟随日本的标准来走。“所以我们想在下游打造更多的抹茶类品牌。只有把后端产业链拉得越长越大，这个产业才能越做越大。”
然而，日本抹茶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拥有了成熟的技术和完善的市场体系。在国际市场上，日本抹茶依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贵州抹茶要想在国际市场上与日本抹茶一争高下，还需要在品牌建设、技术创新等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目前的难题在于，抹茶产量成为中国第一甚至世界第一后，贵州还需要各类抹茶衍生产品，来提高中国抹茶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江口县目前约有5家企业做抹茶加工产品，产品包括抹茶精酿、抹茶面条、抹茶曲奇，数量还不算多。
品牌的建设还需要文化、旅游业等多方面的融合和推动。GZ省农业农村厅在2024年7月的一则答复中提到，“贵茶集团将抹茶与铜仁梵净山文旅IP相结合，打造研学路线，让游客参观抹茶工厂、体验宋代点茶等”“今后将梵净抹茶作为特色风物纳入TR市主题旅游路线推荐”。
8月，记者跟着陈春莲去海拔700多米的茶山上时，运泥车也正在往山上开。政府要在这个叫不出名字的山坳上，建成行走步道和观景台。今后，越来越多人走近茶山时，就将知道，中国抹茶是如何在贵州制造的。
蒙祖德相信，“至少未来10年内，抹茶还是朝阳产业。”在这场山坳里的经济博弈中，贵州抹茶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2025年9月2日星期二广州市荔湾区石围塘街道如意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