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三】芮国太子白和梁国郡主梁仲姜的墓地初探
宋代郑樵《通志·氏族略》记，秦襄公秦仲，因与小叔赢康，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有功，平王封赢康于夏阳梁山，建立梁国（也就是今天的韩城），子孙以国为氏。今天，古少梁城的遗址尚在，这说明赢姓梁国确实在今天的韩城一带。按照这个说法，梁带村墓地应属梁国。梁国为嬴姓，芮国为姬姓，同属周人的后代，是唇齿相依的同宗古国。《都城记》说：“梁伯国，赢姓之后，与秦同祖，秦穆公二十二年灭之。”据《史记·秦本纪》注解记载，芮国在今天的陕西省大荔县一带，南距古少梁国20里（今距韩城100里）。2018年发现大墓群的梁带村，距韩城市6.5公里，是一个高居于黄河西岸高台上的小村子。2004年8月，盗墓分子盗掘的爆炸声，搅乱了村子的安宁，盗墓与反盗墓的斗争僵持了一年之久，梁带村地下藏有古墓群的秘密才被揭示出来。
考古资料证实，嬴姓周人带有墓道的大墓，墓道向东；姬姓周人带有墓道的大墓皆一致朝南；墓道方向与嬴姓和姬姓的族属关系相当明确。梁带村出土的三座大墓，墓道口均为朝南，正与姬姓周人的墓道朝向契合。我国自汉代之始，帝王们对地下出土先秦时期青铜器一事就十分重视，将其看做祥瑞之气降临，并载入史册。北宋年间（咸平三年），陕西同州（今大荔县）一位名叫汤善德的农民，在黄河滩上打鱼时，发现沙土中露出一件青铜宝器，便将其捡回来敬献给真宗。此事在当时曾轰动一时，并传为佳话。这件出自黄河滩的青铜宝器，上面书有“太公缶”的字样。后经考证，隶定为“芮公簠”。“芮公簠”的图影先是被收入石刻图绘《皇佑三馆古器图》，后又被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收入中国第一部《考古图》中传世（至今）。到了清代，各类史集中收录的，带有“芮公“和“芮太子“铭文的芮国礼器已经多达26件，却均无出土地点。黄河滩上最早出现的芮国礼器究竟来自哪里？谜底一时成为千古悬疑。
据史书记载，梁带村所处位置商周时期属梁国领地。按照古人森严的丧葬礼仪制度，拥有“甲”字形墓道的墓主，起码应该是“大夫”级以上的人物。当时挖掘工作进行的较为顺利，直到深入地层7米，未见人为干扰的迹象。也就是说，在近三千年的时空交错中未被盗掘过。叠压在墓葬上的地层共分3层：第一层是耕土层，厚0.15-0.20米；第二层为现代层，厚0.40-0.45厘米，土质结构较密，呈黄褐色，其中含有少量陶片；第三层是红土层，土质纯净，没有包含物。由于墓室中央出现塌洞，连带的椁室也发生了严重的塌陷，基本已被夯土和淤土填实。但是，发掘人员在墓底的南、北二层台上，发现两具殉牲的骨架。殉牲体长85厘米，头骨牙齿紧扣，保存完好，但四肢散乱，似做挣扎状态，颈部有麻绳痕迹，推测当时所殉的应该是两只活狗。椁室完全打开时，展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的，是叹为观止的丰满与伴随而来的兴奋。眼前裸露的一切，无疑再现了当年下葬时的辉煌情景，其奢华与玲珑令在场的人们大大惊叹了一番。
在这个长4.7米，宽3.2米的椁室里，四壁装饰悬挂着大量组合清楚、摆放规整的珠宝串饰。其中有青铜鱼、红玛瑙组合；黑陶珠、红玛瑙珠与海贝的组合；青铜鱼与陶珠的组合；还有陶珠与宝石的组合。这种琳琅满目的情况，在已经发掘过的周代墓葬中从未出现过。葬具是一椁两棺，外棺长2.43米、宽1.1米，棺顶和两侧板外均有红彩绘制的水波纹图案布匹印纹，推测当时棺外可能还有荒帷；内棺长2.23米、宽0.90米，因腐朽严重，所有木板均已无法看清。外棺顶板上盖有4件保存完好的“山“字形铜翣。令人称奇的是，外棺的四周贴附（装饰）着10个带有双龙纹饰的镂空铜环，这样的造型和用途在周代墓葬中极为罕见。在棺椁之间的东、西两侧和正南方向，满满当当地地摆放着各种青铜礼器。大量的车马器、彩色漆箱饰件更是让人目不暇接……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墓中的墓主，身份很不一般。在黄河中部地区，1.67米的身高给个男性似乎矮了点儿，但给女性又好像高了点儿。如果是南方人，这个高度也许不会惹人考究。但是在北方，在关中平原，墓主又是周人的后代，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谨慎考虑。这个拥有着诸侯待遇的“他“究竟是男还是女？“他“到底是诸侯王还是太子？
棺内的清理工作缓慢而精细，依照墓主留下的身形和覆盖在各部位的物品，考古人员一件件地分辨出其身体各部位佩戴的饰物：颈部戴有红玛瑙和玉管、玉牌饰组成的佩饰；耳边随葬的是玉玦；手臂、手腕与脚腕上均配有红玛瑙佩玉的珠串；双手握着专用的玉握；另外还佩带有瑗、牛首、蚕、鱼、觽、柄形器等佩饰。相随的玉器有：戈、方形牌饰、虎、鸟、蚕、泡等。直到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盒子，人们的思路才对墓主的性别有了倾向性的看法。这是一个由象牙制作的，十分罕见的刀盒。蹊跷的是，盒子里面是空的。为什么没有刀呢？一个诸侯王或太子，即便生前不冲锋陷阵，死后也一定会在棺木中随葬兵器。刀，既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威仪与权力，还是考古发现中判定男女性别的参照。19号墓主身边珠玉满堂却没有一件兵器，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她是个女人！一个高个子的女人，一代国君夫人。这个解释使棺盖上覆盖的4件铜翣，10个双龙纹饰镂空铜环，4鼎、4簋的礼遇规格，以及遍布全身的珠宝玉器，都找到了合理的对应。后来，文保人员将几段镶嵌文物的土墙整体移走原样保护。于是，墓主头顶上方30多公分宽的那道土墙根部，露出了4件口沿上刻有铭文的青铜鬲，铭文记述了芮国太子作铸此鬲、并保子孙万代永远昌盛的祈福。神秘的墓主竟然是一位芮国的国君夫人。
同为“甲“字形的26号夫人墓与19号夫人墓朝向一致，并排埋葬，相隔8米。墓道长26米，墓室长7米、宽5.8米。不同的是，在墓室与墓道的局部，发现有青灰色的泥浆土，并在相应的壁面上有涂抹过的光滑壁面。而且，二层台和墓道中没有遗物。同样是一椁二棺的葬式；同样在外棺顶板上覆盖着4件“山“字形铜翣；周边同样贴附着10个双龙纹饰的镂空铜环；同样是墓室四壁挂满琳琅的珠串；同样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国君夫人；礼器、车马器与陪葬物品的摆放完全一致。但是，26号夫人墓中的青铜器却是23件。不仅比19号夫人墓多出1鼎、1鬲、2簠、1盆，而且个个体量高大，较之19号夫人墓中的器物大出近三分之一。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5鼎、4簋的国之重器，体态高大，制作精美，最能反映我国春秋早期的冶炼水平；堪称标志性器物的方壶高50厘米，体形巨大，器形精美，上面饰满缠绕的龙纹；4只簋盖内侧均铸有“中（仲）姜作为恒公尊壶“的字样；铜盉高26厘米，除柄、盖、流处分别铸有虎、龙造型外，两个侧面还用对称的龙首作为装饰，长长的龙舌夸张而传神，在两只龙角之间，一个简化的牛首将画面渲染的惟妙惟肖，是一件前所未见的艺术珍品……它们连同刻在鼎与方壶上面的铭文一起，成为确定墓地国别的重要旁证。死者佩戴的玉器和饰物遍及全身，这些玉器组合清楚，位置准确。计有面饰1组，颈饰四组，腕饰三组，握饰两组。仅左手玉握就由189颗玛瑙珠、16颗玉贝、16颗玉蚕、48颗玉龟、8颗玉珠和4颗玻璃珠编排组成，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为复杂和奢华的两周时期玉握。右手腕饰由1件方形牌、16颗玉蚕、 8颗玉龟、8颗玉贝、2件玉面兽和100颗玛瑙珠组成。值得一提的是，在细小的玉蚕上还巧夺天工地琢上了小米粒般的眼睛，且十分传神；玉龟身上绘有龙首细纹；这些具有有相当难度的加工工艺，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玉器制作水平，为不可多得的玉器珍品。大量稀有的和未曾面市的玉器陪葬品，如女立人、回首长尾凤鸟、双凤首花蕾玉佩等散放在墓主身边的单个玉器，不仅对研究商代至春秋时期的玉器制作工艺，提供了难得的实例，也成为早期断代的标准器物。它们，与青铜礼器的铭文，共同为两座墓葬的年代确认提供了较为详实的依据。据此，专家们将19号、26号两座夫人墓的埋葬时间定为春秋早期。
承载着人们太多希望与期待的27号墓，是梁带村已发现墓葬中唯一的“中”字形大墓，与26号墓只相隔三米。在拥有的两条墓道中，南墓道长33米，北墓道长17米；墓室长度9米、宽7米；是三座大墓中形制最大的一座。发掘工作进入墓室后就发现，当初的建造者为了扩大椁室面积，尽量压缩了四个二层台的宽度。因此，东、西两侧的二层台仅有30厘米。这个现象反应出建造者的仓促，其中应该隐藏着十分隐秘的原因。椁室的22块顶板保存较好，外棺上覆盖着8件铜翣，荒帷已经朽尽，只留下些许的织物残迹。铜翣的数量告诉我们，墓主非一代君王莫属。一椁二棺的形式，与外棺四周10件双龙镂空铜环虽与19、26号墓葬如出一辙，但椁室内部的装饰却大为壮观。除了四壁悬挂有各种珠宝串饰外，椁板的四壁也悬挂着玛瑙珠管与陶珠、贝壳组成的串饰。椁室里，木制的棺罩腐朽的只剩下一个框架，在这个东、西有5根方木，南、北6根方木组成的框架上，曾经挂满了各色珠串。墓主的骨骸已经腐朽，只剩下一个仰身直肢的人体印痕。但是，金碧辉煌、庞杂奢侈的随葬品却大多风采依旧，保留着当年的雍容华贵。棺内，烁烁生辉的是各种金器、玉器和铁器；棺外，浩浩荡荡的随葬品摆满椁室。南区是数量庞大的车马器、漆木、漆箱饰件；东区是青铜礼器和10件套的乐器石磬；东北部的乐器区，摆放着成套的漆木建鼓、青铜编钟、錞于和钲；西区是各种青铜器具。7鼑8簋、编钟、石磬、建鼓……，无疑是在昭示墓主及其特殊的身份。墓主身上的佩饰极其奢侈，躯干部分佩挂有金剑鞘、金环、金韘、金三角形牌饰、金龙、金泡等金器48件。玉器多为标志着身份等级的器物，其中有七璜联珠、玉圭（戈）、玉琮、玉璧和制作精美的玉佩等。尤其是挂在胸前的七璜联珠弥足珍贵。它是由7件商代与西周时期的玉璜、1件圆形龙纹玉佩和953颗玛瑙珠共同组成，在璜与璜之间用三排玛瑙珠连接，复原长度为105厘米……7鼑8簋与26号墓葬中出土的5鼎4簋、19号墓葬中出土的4鼎4簋，再次印证了春秋早期，贵族阶层的器用制度（用鼎制度）。三座大墓中出土的带有“芮“字铭文的铜器，如“芮太子”（ 19号墓），“芮公”、“芮太子白”、“中（仲）姜作为恒公尊鼎”（26号墓），“芮公作为旅簋”（27号墓）等大量带有“芮”国铭文的铜器。在三座大墓的铭文中，“太子”与“太子白”的出现频率最高。这说明，在三次葬礼的承办过程中，太子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细心的考古人员发现，26号和27号墓的铭文中，都是既有“公“，也有“太子”；而 19号墓的出土铭文里却只有“太子”没有“公”。考古资料证实，嬴姓周人带有墓道的大墓，墓道向东；姬姓周人带有墓道的大墓皆一致朝南；墓道方向与嬴姓和姬姓的族属关系相当明确。梁带村出土的三座大墓，墓道口均为朝南，正与姬姓周人的墓道朝向契合。然而，梁带村墓地的国别尽管可能是姬姓芮国，而国土归属地却是嬴姓梁国。根据历史事件可知，“芮公”、“芮太子”、“芮太子白”，便是芮伯万的儿子芮太子白。而“中姜“便是梁国梁伯宏的侄女、梁安的女儿梁仲姜。这是梁带村墓地归属梁国而埋葬了芮国太子白和梁国郡主梁仲姜的重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