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古梁国辨识
《风俗通义》、《路史》中有“伯益佐禹治水，封于梁”、“梁（西梁），伯益国”的文字，仅仅看文字，似乎有个伯益所封的梁国，不过仔细考察，就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即还不能说有伯益所封的梁国。东汉后期应劭《风俗通》说到“《尚书》、《春秋左传》曰，伯益佐禹治水，封于梁。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这是应劭的综合说法，不能轻率地望文生义，需要仔细去分析。《路史·国名纪三》说到“梁（西梁），伯益国”，是把西汉西梁侯国的西梁误解为伯益国了。《路史·国名纪三》高阳氏后：“梁（罗苹注：“西梁。”），伯益国。《地理风俗传》：扶柳西北五十有梁城，故汉西梁县。西梁故城在今冀之南宫堂阳镇，镇之东鹿（一说当为“束鹿”）南六十。”
《后汉书·五行志五》南朝·梁·刘昭注：“《风俗通》曰：‘光和四年四月，南宫中黄门寺有一男子，长九尺，服白衣。中黄门解步呵问：“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宫掖。”曰：“我梁伯夏后，天使我为天子。步欲前收取，因忽不见。劭曰：《尚书》、《春秋左传》曰，伯益佐禹治水，封于梁。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龙多归之，帝舜嘉之，赐姓董氏。董氏之祖，与梁同焉。到光熹元年，董卓自外入，因间乘衅，废帝杀后，百官总己，号令自由，杀戮决前，威重于主。梁本安定，而卓陇西人，俱凉州也。天戒若曰，卓不当专制夺矫，如白衣无宜兰入宫也。白衣见黄门寺，及卓之末，中黄门诛灭之际，事类如此，可谓无乎？’”按：“光和四年四月”，《后汉书·灵帝纪》、《后汉书·五行志五》、《后汉纪》卷二十四、《蔡中郎集》卷七《答诏问灾异》作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三日）。“中黄门解步”，《蔡中郎集》卷七《答诏问灾异》、《后汉书·灵帝纪》李贤注引《东观汉记》作“中黄门桓贤”，《后汉纪》卷二十四作“中黄门桓览“。说法不同。
应劭《风俗通》在引用书籍方面，有的是引用原文，有的是用其意思，有的是用自己所理解的意思，有的则是张冠李戴。应劭《风俗通义序》：“尚书：‘天子巡守，至于岱宗，觐诸侯，见百年，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俗。’“王利器注”至于岱宗“说：“文见孔本《尚书·舜典》，窃疑此及下文俱出《尚书大传》。本书引经文及经说多相混。《白虎通德论·巡守篇》所引《尚书大传》，与此下文同，此二句自应与下文相连属，知书传引经文而释之如此也。又此及下文俱见《礼记·王制篇》，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六云：‘盖伏生引以释书也。’“按，《白虎通·巡守》：“《尚书大传》：‘见诸侯，问百年，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俗……’”《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可见应劭在这里是张冠李戴了。
《风俗通义·正失》“封泰山禅梁父”条：“谨按：《尚书》、《礼》：天子巡守，岁二月，至于岱宗。“王利器注“至于岱宗”说：“引书见《尧典》。”《释文》云：‘“守”或作“狩”。’《礼记·祭义》有‘天子巡守’文。器案：连举二书名或二作者名于前，继引其文，即不复分别言之，此为汉人著书通例，说详《皇霸篇》“六国”条。“按，《尚书·舜典》说：“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礼记·祭义》说：“天子巡守，诸侯待于竟。天子先见百年者。”可见应劭是综合《尚书》、《礼记》两书的说法。《风俗通义·皇霸》“六国“条说：“谨案：《战国策》、《太史公记》：秦孝公据淆、函之固……“王利器注”太史公记“说：“《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生言，又见《陈涉世家》，《汉书》陈胜项籍传赞因之。……又案：应氏此书，凡一时同自变量书，往往并列所举之书名于文前，后即不复分别冠以某书之名，如本篇‘五帝’条引《易》、《尚书大传》，《正失篇》‘封泰山禅梁父’条引《尚书》、《礼》，及此文引《战国策》、《太史公记》是也。此与《史记》始皇本纪赞着‘贾谊、司马迁曰云云’，《周礼》钟师疏引《五经异义》‘谨案古《山海经》、《邹子书》云云’，《史记·甘茂列传》索隐‘案《山海经（海内经）》、《启筮》云云’，《南齐书·孔稚圭传》稚圭上新建律注表‘又闻老子、仲尼曰云云’，俱为古书特有之例，桂馥书《史记》秦始皇本纪赞后谓此当作‘司马迁曰贾谊曰’，通览未周，妄欲持论，不足致诘也。”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的“佚文”部分有：“焦氏，姬姓国也。按史记：周武王封神农之后于焦，后以国为姓。《左传》曰：‘虞、虢、焦、滑，皆姬姓也，为晋所灭。’汉有外黄令焦贡。（《类稿》一八、《合璧事类续》二三）”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左传》本说八国，而应劭仅言其中部分的四国，又“为晋所灭“并非《左传》原文，而是应劭自己的理解概括。《风俗通义·正失》“叶令祠”条：“谨按：《春秋左氏传》：叶公子高，姓沈名诸梁；古者，令曰公，忠于社稷，惠恤万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胜作乱，杀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叶公自叶而入，至于北门。……迎反惠王，整肃官司，退而老于叶。”叶公平定白公胜作乱一事，《左传》哀公十六年有记载，而《国语·楚语下》则说得简略些。不过《左传》只是说“叶公诸梁”、“沈诸梁”、“子高”，应劭所云“叶公子高，姓沈名诸梁”乃是用其意思。虽然依《左传》昭公十九年“沈尹戌曰……“杜预注“戌，庄王曾孙叶公诸梁父也“则沈诸梁为楚庄王曾孙是芈姓沈氏，但是应劭所在时代早已姓氏合一，所以说“姓沈名诸梁“亦无不可。不过说“叶公自叶而入”则恐怕有误。《国语·楚语下》说“子西使人召王孙胜”，“沈诸梁闻之”，力谏，“不从，遂使为白公。子高以疾间居于蔡”，韦昭注“蔡，故蔡国，楚灭之，叶公兼而治焉”。《左传》哀公十六年说：“叶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闻之，以险徼幸者，其求无餍，偏重必离。’闻其杀齐管脩也，而后入。……叶公亦至，及北门。……乃烹石乞。王孙燕奔頯黄氏。沈诸梁兼二事，（杜预注：“二事，令尹、司马。“）国宁，乃使宁为令尹，使宽为司马，而老于叶。”依《左传》则叶公应该是自蔡而入而不是自叶而入。《左传》说“沈诸梁兼二事，国宁，乃使宁为令尹，使宽为司马”，而应劭说“整肃官司”，也是应劭的理解概括了。
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赐姓董氏一事，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而《尚书》则没有说到。《尚书》提到伯益佐禹治水的事，但没有提到伯益被封于梁的事。《春秋左传》没有提到伯益佐禹治水的事，而有“梁嬴”，可推知梁为嬴姓国。《国语·郑语》：“嬴，伯翳之后也。”三国·吴·韦昭注：“伯翳，舜虞官，少皞之后伯益也。”许慎《说文解字》：“嬴，帝少暤之姓也。”而东汉官方的《东观汉记》说梁统“其先与秦同祖，出于伯益，别封于梁”（《后汉书·梁统传》李贤注引），可见当时学术界是认为梁国是伯益之后别封于梁的。应劭所谓“《尚书》、《春秋左传》曰，伯益佐禹治水，封于梁”，只不过综合言之，并不是说两书原文如此，具体而言是《尚书》提到伯益佐禹治水的事而《春秋左传》显示伯益之后封于梁，所以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应劭说《尚书》、《春秋左传》都记载伯益佐禹治水而被封于梁。
《汉书·叙传》载班固《幽通赋》云：“嬴取威于百仪兮，姜本支虖三止。”颜师古注：“应劭曰：‘嬴，秦姓也，伯益之后也。伯益为虞，有仪鸟兽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于六国也。姜，齐姓也。止，礼也。齐，伯夷之后。伯夷为秩宗，典天地人鬼之礼也。’”（《文选》李善注引相同。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佥曰益哉“句说“‘伯益’又讹作‘百仪’”，应劭的说法是“据仪字所作望文生训的解释，不足信”。）应劭说秦是“伯益之后“、齐是“伯夷之后“，自然不是说伯益封于秦、伯夷封于齐，而是说伯益之后封于秦、伯夷之后封于齐。《汉书·地理志上》河南郡“梁“唐代颜师古注：“应劭曰：‘《左传》曰秦取梁。梁，伯翳之后，与秦同祖。’臣瓒曰：‘秦取梁，后改曰夏阳，今冯翊夏阳是也。此梁，周之小邑，见于春秋。’师古曰：‘瓒说是也。’”《左传》所说秦取梁的“梁”，和河南的“梁”是两个地方，此处颜师古引应劭说法，不知道是应劭把河南的“梁“误解为《左传》秦取梁的“梁”，还是应劭说的不是河南的“梁“而颜师古误以为应劭说的是河南的“梁“。而对于《左传》中秦取梁的“梁”，应劭的说法则是：“梁，伯翳之后，与秦同祖。”应劭这并不是说梁是伯翳（伯益）所封，即不是说伯翳（伯益）封于梁，而是说梁是翳（伯益）之后，伯翳（伯益）之后封于梁，这和《东观汉记》说梁统“其先与秦同祖，出于伯益，别封于梁”是同一类看法。又，秦祖伯益，而说梁“与秦同祖”，是指梁与秦同祖伯益。秦是伯益之后代所封，故而秦祖伯益。梁是伯翳之后代所封，故而梁祖伯翳。梁、秦皆祖伯益（伯翳），所以梁“与秦同祖“。这和《史记•赵世家》“赵氏之先，与秦共祖“是同一类说法。如果梁是伯翳所封而不是伯翳之后所封，那么就是“梁，伯翳所封”或“梁氏，梁侯伯益之后”，而不叫“梁，伯翳之后，与秦同祖”了。故《竹书纪年》载：“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伯益佐禹治水在夏代前，夏四百年，商六百年，入周至梁为秦所灭又四百年，如果说伯益佐禹治水被封于梁，这梁国历经夏、商而入周，存在了一千四百年之久才被灭国，那么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而涉及梁氏来源的许多著名古籍，除《路史》之外，也没有持这种说法的。
南宋前中期罗泌《路史》说到“伯益……佐禹治水，封之于梁”，不过这只是引用《风俗通》的文字，而相关说法更是难以成立。《路史·后记八》：“伯益之字隤凯，次居子族之三。（益庙碑云字隤凯，帝髙阳第三子。亦见《水经注》。）为唐泽虞，是为百虫将军（……）。佐禹治水，封之于梁。舜嬗禹，禹巽于益，辞焉（……）。年过二百。南梁、大敖，梁之析也。有梁氏、敖氏、伯氏（见《风俗通》：伯益治水，封于梁。亦见《尚书》《春秋左传》。故刘昭志云董氏与梁同祖。光和元年，有白衣入阳徳殿门，称梁伯夏。亦见《风俗通》云颛顼大敖之后是也）。”上面注文所谓“益庙碑”是指《水经注·洛水》所说晋惠帝永平元年《百虫将军显灵碑》，碑文说：“将军姓伊氏，讳益，字隤敳，帝高阳氏之第二子伯益也。晋元康五年七月七日，顺人吴义等建立堂庙，永平元年二月二十日刻石立颂，赞示后贤矣。”《路史》卷十六、卷二十五、卷三十四以伯翳、伯益为二人，以伯翳为少昊之后，是皋陶三子中的长子，伯益为高阳第三子，其卷三十四更是有《辨伯翳非伯益》，说：“伯翳者，少昊之后、皋陶之子，而伯益乃帝高阳之第三子隤敳也。”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十九“伯翳之后周平王时封为秦”条详辨其误。古代学者一般认为伯翳即伯益。
杨守敬《水经注疏》卷十五：“守敬按：以伯益为隤敳，又加以百虫将军之号，俚俗妄谈。而罗泌《路史》信之，是谓无识。朱氏已辨其非。近梁玉绳《史记志疑》辨之尤详审。《左传》晋人以魏献子为将军，《国语》郑人以詹伯为将军，将军之号，起于《春秋》，不应三代上已有之。《后汉书·南蛮传》吴将军之号，亦非典要也。”《辞海》“将军”条说：“春秋时晋国以卿为军将，因而有将军之称。战国时始为武官名。“《墨子•非攻中》：“昔者晋有六将军。“孙诒让间诂：“六将军，即六卿为军将者也。春秋时通称军将为将军。”赵冀《陔余丛考》卷五“伯益、伯翳一人”条认为伯益、伯翳是一人，又说：“《路史》以伯翳、伯益为二人，谓翳乃少昊后，皋陶之子；益乃高阳之第三子隤敳。金仁山则云：伯翳即伯益，秦声以入为去，故谓益为翳也。若以伯翳为皋陶之子，则楚人灭蓼之时，秦方盛于西，臧文仲安得云‘皋陶、庭坚不祀忽诸’乎？又以益为高阳之子，则夏启时应二百余岁，禹又何从荐之？是仁山亦以翳、益为一人也。“而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佥曰益哉”句说：或疑益与伯翳非一人，因《史记·陈杞世家》历叙舜、禹、契、稷、皋陶、伯夷、伯翳之后裔皆有封国，接着说“垂、益、夔、龙其后不知所封”。故《索隐》云：“秦祖伯翳，解者以翳、益则一人，今言十一人，叙伯翳而又别言垂、益，则是二人也。且按《舜本纪》叙十人，无翳而有彭祖，彭祖亦坟典不载，未知太史公意如何，恐多是误。然据《秦本纪》叙翳之功，云‘佐舜驯调鸟兽’，与《舜典》命益作虞，‘若予上下草木鸟兽’文同，则为一人必矣。“有《秦本纪》“生大费”下《索隐》亦云：“而《陈杞系（世）家》即叙伯翳与伯益为二，未知太史公疑而未决邪，抑亦谬误尔。”按此处上文已断言“伯翳与伯益是一人不疑”。徒因《陈杞世家》之文而疑其二人，但终以为当是史公误文。按司马迁运用史料总是忠实地录原材料入之。《陈杞世家》既据秦资料写入伯翳，在叙及垂的资料时，顺手将《尚书》中“垂益夔龙”一并写入，然“益”之后裔有封国，写入“其后不知所封”句中是错的。显然是当时未及注意将它删去，所以应如《索隐》所说是误文，不能据此以为伯益与伯翳非一人。
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梁国分为东梁和南梁。东梁国定都在夏阳梁山，今陕西省韩城市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