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章 大婚（一）
要说这大宋的官员真是可以当一下的。这不，方仲永仅仅只是六元及第，于国于民还没有做出任何贡献，赵祯就又是赐婚，又是赐宅子的。
当然了，你让连一碗羊肉汤都舍不得喝的赵祯给方仲永新建什么豪宅不太可能，方仲永也没有那么大的面子。
刚巧前番吏部考功司郎中坐贪渎失职，家产俱被没收，留下华邸一座。凑巧就便宜了方仲永。
别看那考功司郎中不过从五品的小官，全国各地的官员政绩的考核等次全都由他说了算，实在是一等一的肥差。打点到位的，不论贤愚给个“上上”；不通人情的，任你爱民如子、政绩斐然也只能得个“中平”；若是恶了他，“下下”非你莫属，等着降级甚至是去职吧。
只是这个肥差因为太肥，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肠胃，寻常人是克化不了的。
这不，这位郎中上任不到两年，就因为“消化不良”而锒铛入狱了。散尽万贯家财，送尽娇妻美妾，才得了个“发配崖州，遇赦不赦”的判决。要知道崖州就是后世的海南省的“天涯海角”，那风景，啧啧，美滴很呐！
当方仲永踏进那郎中的五进豪宅的时候，本以为是看不尽的骄奢淫逸，数不完的珠宝金玉。没想到的是，“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空荡荡的连老鼠都不见一只是什么鬼？难道是陈琳这个老东西把“自己的”字画珍玩都给偷了？
见方仲永面带狐疑地看着自己，陈琳笑道：“方大人莫要怀疑咱家！咱家无儿无女，要那些物事何用？说句大不敬的话，咱家在宫中的用度与官家无异，些许黄白之物也未必入得了咱家的眼。这府中原有的摆设或被查抄，或被送人，或被那妻妾家仆所盗，到了咱家手中的时候就是这个模样。”
方仲永发愁了：“这么大的院子，得用多少东西才能填满？总不能堆些稻草吧？再说了，我们家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口，要不换个小一点儿的？”
陈琳指着方仲永哭笑不得：“只见过嫌房子小的，哪曾有你这样嫌房子太大的？再说了，官家御笔亲书‘六元府’的匾额都已经挂上了，寻常小院如何能够彰显皇家恩德？你且放宽心，官家知你家境贫寒，特从內帑拨钱百万供你添置家什。其余修缮、家具等俱由将作监承办，不用你花一文钱！”
被视钱财如粪土的陈公公给鄙视了，方仲永也不介意，因为他心里正在鄙视赵祯。一两百万RMB装修三千平的大house，也不知道谁是土鳖？
见方仲永还不太满意，陈琳开始变脸了：“宫中用度开支巨大，官家又素来节俭，这一百万钱已经不少了。”
方仲永暂时还不敢得罪这内内侍省的头子，急忙拱手道：“陈公公误会了。在下原本只是一个农家子，哪里会嫌官家赏赐太少。若是只有我和父母居住，有个容身之地也就是了。只是晏大人的女儿自幼娇生惯养，王氏女也未曾吃过一天的苦。若是嫁给了我，反而落得个粗茶淡饭、日日辛劳，实在是令在下颜面无光呀！”
陈琳闻言笑道：“好你个貌似憨厚的农家子！晏同叔乃富贵之极的人，王益也是累世官宦，焉能会让自己的女儿吃糠咽菜。嫁妆必然丰厚无比，陪嫁的仆俾也少不了。你只管放心当你的新郎官吧！”
得，一不小心成了吃软饭的了。可谁叫咱没钱呢？怪不得升职加薪后，只有迎娶了白富美才算是走上人生巅峰了呢？
走出府门，刚巧看见工匠在挂匾额，阳光下的赵祯御书“六元府”三个大字煞是富丽堂皇。方仲永想到府里的空空荡荡，不知道怎么得想起了后世与之相似的著名品牌——两元店。得，两元店就两元店吧，谁叫咱穷呢？
至于说需要依靠女方丰厚的嫁妆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倘若是在后世，一定会作为励志故事登上头条的，方仲永甚至连标题都想好了——“看，富家千金居然做出了这种事”，或者是广告软文“穷小子学会了XX，土豪千金嫁给他”。
但更多的是不能登上主流媒体的小道消息，诸如“新郎嫌女方索要聘礼太多，婚车到门口又开回去了”等等负能量的报道不胜枚举。即便是新郎没有当时翻脸，但婚后男方父母为了偿还高额的欠款而倍尝艰辛，女方只顾自己嗨皮的情况也多有发生，直至给原本恩爱的小夫妻埋下了争执的隐患。（有没有结过婚的书友，感同身受不？）
方仲永也发愁聘礼的事儿，问晏溶月想要多少聘礼。
晏溶月笑道：“郎君可出多少彩礼？”
按照后世结婚必备三大定律，房子有了，虽然是公家发的；车子，咬咬牙也能置办起来；存款，就尴尬了，只剩下不到五百贯了，办一场上档次喜宴都为难了。
方仲永忐忑地问道：“遵从古礼可乎？”
清秦蕙田《五礼通考》曾说，自后齐以来，不管天子庶民，婚礼“一曰纳采，二曰向名，三曰纳吉，四曰纳征，五曰请期，六曰亲迎。”这就是古代婚礼所分的六个阶段，俗称“六礼”。
纳采是议婚的第一阶段，男方请媒提亲后，女方同意议婚，男方备礼去女家求婚，礼物是雁，雁一律要活的。为何用雁？雁为候鸟，取象征顺乎阴阳之意，后来又发展了新意，说雁失配偶，终生不再成双，取其忠贞。
问名是求婚后，托媒人请问女方出生年月日和姓名，准备合婚的仪式。
纳吉是把问名后占卜合婚的好消息再通知女方的仪礼，又叫“订盟”。这是订婚阶段的主要仪礼。古俗，照例要用雁，作为婚事已定的信物。后发展到用戒指、首饰、彩绸、礼饼、礼香烛、甚至羊猪等，故又称送定或定聘。
纳征是订盟后，男家将聘礼送往女家，是成婚阶段的仪礼。这项成婚礼又俗称完聘或大聘、过大礼等。后来，这项仪式还采取了回礼的做法，将聘礼中食品的一部或全部退还；或受聘后，将女家赠男方的衣帽鞋袜作为回礼。聘礼的多少及物品名称多取吉祥如意的含意，数目取双忌单。
送完聘礼后，选择结婚日期，备礼到女家，征得同意时的仪式是为请期也。古俗照例用雁，礼品一般从简，请期礼往往和过聘礼结合起来，随过大礼同时决定婚期。
至于亲迎就更容易理解了，接新媳妇呗。这项仪礼往往被看做婚礼的主要程序，而前五项则当成议婚、订婚等过渡性礼仪。这些形式中有一部分出于社交关系的需要，如女家的“添妆”，到男家时的“开揖”、“闹洞房”等，都是确立社会关系的仪礼。纯属亲迎部分的仪式，一般用花轿，分双顶或单顶，扶亲妇上轿的“送亲嫂”，陪新郎至女家接人的“迎亲客”，都各有要求，起轿、回车马、迎轿、下轿、祭拜天地、行合欢礼、入洞房……
这些礼节里面，虽然也有聘礼的出现，但多是食物、衣帛，首饰都不一定是必需品。看似场面宏大，其实花不了几个钱。
就说大雁吧，虽然在后世身价高企，成了二级野生保护动物，但在宋朝也就二三百文一只。首饰虽然昂贵，但百十贯的东西无论如何也要买的，总不能委屈了新娘子吧？
晏溶月颇有些“有情饮水饱”的文艺范，很能体谅爱郎的难处，握着方仲永的手道：“郎君无需忧虑，便是随郎君吃糠咽菜我也甘之如饴，想来薇儿妹妹也是如此。爹爹向来疼我，到时候多要些嫁妆就是了。”
嫁妆被正式记载在史料之中是在春秋时期，《左传》之中记载，“辕颇为司徒，赋封田以嫁公女。”
诗经《氓》之中也有“以尔车来，以我贿迁”的诗句。有考古学家曾经在一座战国时期的大墓之中发现了一副壁画，画的正是一支送嫁的队伍，嫁妆只有几只大雁、几只狗和一头猪。
在宋朝以前，新人嫁娶一直都遵循聘礼多于嫁妆的准则，娘家给女儿装备嫁妆也是尽力而为。而到了北宋时期，人们开始追求奢侈的嫁妆，士大夫之间甚至出现了相互攀比的现象。公婆们在给儿子挑选儿媳妇时，第一衡量标准就是女方嫁妆的多少。世家大族之间的联姻，女方家族闷声投资，男方家族欢欣鼓舞。
汉朝时，若家中比较富裕，会给女儿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唐朝时，家境比较宽裕的父母，基本上会将男方送来的聘礼还给女儿当作嫁妆。到了宋朝，嫁妆却跟着水涨船高起来，其原因不外乎两点：
一是宋朝法律保护已婚妇女的私人财产，无论是丈夫还是公婆，都不可以私吞女方带来的嫁妆。《宋朝事实类苑》中提到，如果寡妇改嫁（也就是方仲永挂了，晏溶月改嫁了。呸呸，晦气），可以名正言顺将嫁妆带走。《袁氏世范》也记载了：“作妻名置产，身死而妻改嫁，举之自随者多矣。”
二是宋朝的士大夫阶级，希望通过巨额的嫁妆缔结良好的姻缘。换句话说，娘家希望用足够丰厚的嫁妆维系两个家族之间的联系，即便是嫁了女儿，也希望在将来得到女儿、女婿甚至是外孙的帮助。所以这份属于两家的“共同财产”，也是女方父母为自己留的后路。现实一点说，晏殊、王益之于方仲永也是如此。
无论是富裕人家还是普通人家，如果没有早早给女儿做好预算、提前存款，等她到了适婚年龄时将会无人问津。
范仲淹在初订《义庄规矩》时规定：“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
苏辙在为女儿置办嫁妆的时候，卖了曾经购置的一块好地，得了9400贯给女儿做嫁妆。苏辙的确长了面子，但是私下里写日记时还是暗戳戳地写下了“破家嫁女”四个字。
苏辙官小，最高的职务不过是短暂任职的从三品的御史中丞，薪俸与晏殊的参知政事差老鼻子了，仅仅花了不到万贯就心疼不已。
晏老泰山就大方多了，看看晏溶月列出的嫁妆清单：汴梁城外田庄一座，现银五千两，头面首饰若干，四季服饰若干，丫鬟婆子若干，护院仆人若干……
尚未到达京城的王益也不甘示弱，提前派人送来了礼单，内容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他家在汴梁没有庄园，把临川老家的一处田庄过户给了王凌薇。虽然价值略低，但胜在面积够大。
不知道两位老泰山是否会心疼嫁妆，但方仲永是非常地开心了。起码，两位娇滴滴的娘子不会受委屈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