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伯益后裔移居犬丘
中国在从传说时代到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发展中，有一个很突出也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出现过许多具有各自始祖的不同原始人群或部族。华夏的各支祖先，最初包括传说时代的三大集团。这三大集团主要分布在黄河领域，即中原的华夏和东方的东夷，以及分布在长江领域或南方的苗蛮。其中，华夏集团主要有姬姓的黄帝、姜姓的炎帝，东夷集团主要有嬴姓的太昊、少昊。后来的夏商周三族以及秦、赵等等，似乎都是这两集团的后裔。例如，周人为姬姓，秦人为嬴姓。
华夏的各支祖先都参与了创造历史，但就华夏的各支祖先对于历史的贡献来说，则有着很大差别。在中国历史上真正起过重大作用的，或推动古代的中国向统一帝国方向发展的主要部族，无疑是姬姓的周人和嬴姓的秦人。
嬴姓秦人是殷商朝的显贵，仲衍之后列为诸侯。《史记·秦本纪》中就有着关于这段史实的记载：“……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守]北方……”
姬姓周人已经建立的王国和分封的诸侯，成了一个不可改变的既成事实或既定前提，对于嬴姓秦人来说，不太可能征服建都于陕西而又控制了中原的周王国，或者即使如同西戎那样能够攻灭西周，也不可能征服已经被周人诸侯控制的中原地区。而秦人本身的真正兴起，又恰恰多多少少直接得益于他们积极帮助周人或周王室对付西戎。这一点，从秦人的先祖诸如中衍之后的中潏、孟戏、蜚廉、恶来、造父等身上都能得到证实——他们都是王朝统治者的被利用者和牺牲品。
如果说，自大廉封于秦是个古代神话传说的话，那么秦人的真实祖先，似乎还在游牧阶段，周王封以秦邑之后，逐渐发展成为与西戎对抗的强大力量。《史记·秦本纪》：“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这确实是有文献记载的。
伯益的后裔有个叫非子的人，非常善于养马。于是周孝王便让他负责养马，结果养马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周孝王就封秦邑给他，被称为秦嬴。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嬴姓之国同出一祖”“秦之先为嬴姓”。秦人应该是伯益的后裔或其家族的后裔。秦的历代祖先一直“在西戎，保西垂”（今天水）。公元前十七世纪，夏商交替之际，秦人的先祖有部分“去夏归商，为商汤御，以败夏桀于鸣条”，此后，秦的先祖游牧于西垂之地。
公元前910年，周孝王继位。
周孝王时期（前897年―前886年），秦国先祖秦非子的父亲大骆和兄弟成所居的犬丘，即西犬丘（在今甘肃省礼县城东十三公里处的永兴乡、永坪乡境内）。
最先封于秦非子父亲大骆牧马、后封于秦非子兄弟成的那个犬丘，关系到周、秦最密切接触的只有其中两个，这就是陕西的“犬丘”和甘肃的“西犬丘”。东西两“犬丘”，隐含着秦人发迹时一段最重要的历史。从西周初年起，秦人在陕、甘两地的落脚点上，确也留下了深深的历史轨迹。
《史记•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修。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秦人祖先的情况究竟如何？自古以来，史家对此颇费脑筋。或曰是起源于我国西北地区的土著戎族，或曰是来自东部齐鲁地区与殷人密切相关的东夷部族。这是由于秦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后起之国，直到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年）才“初有史纪事”（《史记•秦本纪》），其早期历史的材料十分缺乏，给人们的研究造成了很多困难，于是人们只好靠《史记》中的有关篇章来推测。根据有关研究资料，过去人们普遍主张秦人是西北地区的古代部族成员，也有人认为，秦人与殷人在观念信仰上，共奉“玄鸟”为祖先，即都是以“燕”为图腾的氏族，他们生活在山东半岛的齐鲁一带，在经济生活上，有着狩猎，游牧的共同性；在墓葬形式上，秦人继承着殷制。此说主要是通过秦人与殷人祖先的类比，指出在殷商时期，秦人是从属于殷人的一个氏族部落，殷亡后，他们集体沦为周人的奴隶。周成王时，秦人参加了反周的大叛乱，被周人镇压后，秦人被迫西迁，成为后来秦国人的直接祖先。这无疑说明秦人有汉族和少数民族融合的因素。
历史的风云，往往演绎着曲折离奇的故事。作为伯益的后代，中潏在抗戎的前线，守卫西部边陲之地；儿子蜚廉驻扎北边；孙子恶来也是殷纣身边的重臣。但是，处在商朝末季的嬴氏，显赫的政治地位并没有给他带来永恒的光荣。其命运的转机，就发生在改朝换代之时。蜚廉有三个儿子：恶来、恶来革和季胜。恶来革早死，无所表现。恶来因“助纣为虐”，身遭周武王诛杀。蜚廉闻讯朝歌失陷、殷纣被杀，自己也在霍太山（今山西霍县的霍山）为这个被推翻了的王朝殉死。在蜚廉、恶来和季胜三人之中，只有季胜选择的是一条截然不同的政治出路。他虽然也为殷纣守卫过边防，但当看到殷纣王恶贯满盈、又料到殷商政权即将倾覆时，就毅然决然地投降了周人。周人因为他的归顺、立功而采取了有区别对待的政策，让他仍然留住在霍太山一带。
司马迁写道：“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女防以下至非子五世，既然“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又怎么忽然冒出个“非子居犬丘”来？这个跳动性极大的叙述，实在是省略了让后人颇费思量的史实。“蒙”在词义上具有覆盖、包藏、忍受、欺瞒等意思。恶来革的后人，从女防以下五代，皆“蒙赵城”。也就是说，他们把周王对季胜后人的宠信作为掩护，忍气吞声，在周、赵的夹缝中求得生存。正因为女防的后人没有自己的姓氏，还得假冒“赵氏”，才迫使他们梦寐以求要从寄人篱下的阴影中走出去。好在的是，汾水流域的中下游本来就是嬴赵的势力范围。像秦先人从蜚康、季胜到造父，六代人对霍太山、皋狼、赵城这些晋西南地区的要邑重地进行了长时间的经营。向西也多有夏商时期留下的嬴姓小国，如耿国就座落在今山西河津县一带。即使在泾、渭、邠、岐一带，也多有同祖的秦人的存在。所以，女防的后代子孙们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便沿着晋、陕间这一通道逐渐向西迁徙。从后边司马迁对秦史的记叙看，以大骆、非子父子外迁的跨度要大。那么，他们居留的落脚点应该说就是“非子居犬丘”。
由于秦人向来具有“调驯鸟兽”、养马御车的传统与天赋，所以非子也当然地保持着这一擅长。在土地广阔、以生产粮食的纯农业区，非子“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的爱好和技术，喂养的马匹膘肥体壮，有如鹤立鸡群般的显眼，很自然在当地赢得了一片赞誉声。
据《史记》的《集解》引徐广的话说，非子所居的“犬丘”在“今槐里”。《正义》引《括地志》的话说：“犬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废丘，在雍州始平县东南十里。”《汉书·地理志》对这里地名的沿革讲得更明白：“右扶风槐里县，周名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废丘，高祖三年更名槐里也。”。
近在都城的周孝王，很快地扑捉到这一信息，意识到它同国计民生的大事攸关，所以就异常重视。
于是，周孝王召见了非子。
周孝王说：“让你为国家养马，你愿意吗？”
秦非子说：“愿意。”又问道：“在哪里养马？”
周孝王说：“汧渭之间。”
于是，秦非子告别大骆等长者及相当一些族人，就离开了犬丘，带领着其他族人，开始了为周王朝务马的生涯。
“汧渭之间”，实际上是属于地域范围的一种统称。具体些，是在陇山以南的汧河与渭河交汇的夹角地带。渭河在甘、陕之间自西而东流过，而汧河则是从西北向东南流，在宝鸡以东入渭。按照“两水之间”的理解，也就是在今陕西宝鸡西部千阳、陇县的千河两岸，因为那里更符合养牧业对于自然环境和地理的特殊要求。汧河下游的河谷与台原一带水丰草茂，绝对可以满足规模化养马的需要，此间距离周都邑不远，所养的马匹也便于向王室输送。秦非子养马的“汧渭之间”据有关文献记载说，一是“在陇州以东”（《史记·正义》）。二是在甘肃的清水县（唐《括地志》）。因为秦非子确实在那里养马有成就，周王才“分土为附庸”、筑邑城于“秦”的。三是在陇东地区的“西犬丘”。四是在甘肃天水东北的张家川县东南陇山西侧的秦家原一带，至今那里仍是牧马区。
秦非子为周王养马是从汧河下游开始的。在初见成效后，受到周王册命才委以“主马”重任的。1957年在陕西眉县李村北的周秦遗址中出土了盠驹尊一件、盠方彝两件、盠方尊一件和驹尊盖一个。驹尊作昂首挺胸站立的小马驹形，竖耳垂尾，背有可以开合的小兽纽盖。腹两侧和盖钮上有由涡纹和云纹组成的圆形图案。颈下有铭文9行94字，盖内有铭文3行11字。尊彜上的铭文相同，通篇计107字。如果把铭文中一些关键性的字眼穿连起来，大意是这样的：周王把以“骆子”和“騑子”命名的青铜驹尊，作为奖品兼命书，授于盠。并委任他“摄司六师八师执”，即执驹为周六师和殷八师主持马政。铭中的“骆子”就是非子之父大骆，“騑子”就是“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的秦嬴兼非子。问题很清楚，这是非子离开犬丘后在“汧渭之会”这个养马第一站就取得了显赫的成就，因而才博得周孝王的信任并亲自去养马现场表彰。这时的大骆，还留住在犬丘。周王也给他赏赐驹尊，显然在于对于大骆一族有功于周的一种肯定。周王的赏品很特别，做成驹尊。“驹”是尚未使役的幼马，在这里用其形除过事情本身很直白之外，就是期望马业兴旺。周孝王举行赐驹册命的大礼，正是同懿王以来戎人侵扰而王室军队需用大量马匹的反映。铸造盠驹尊在前，盠方尊、盠方彝在后。这应符合周王先表彰、后授命的顺序，以至后来有在甘肃“秦”地封邑、赐姓、祠祖等活动。
《史记》记载的“非子居犬丘”的那个“犬丘”就在陕西关中周“懿王之都”的附近。
司马迁巧用“马大蕃息”四个字给予高度的概括了秦非子在此主持马群的牧养与繁殖，又为周王室守护西土。随后，就是关于秦人命运转机的一段详实的记载：“孝王欲以为大骆立适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适。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适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祠，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适者，以和西戎。”
为了寻求更为理想的牧场，秦非子带领大家由陕西的犬丘出发，经由汧河下游汇入渭河一带进行了短暂的短暂停留。
秦非子为周王养马是从汧河下游开始的。
汧河就是千河，古称汧河，因流经千山脚下故称千河，为渭河左岸较大支流之一，发源于甘肃六盘山南坡石嘴梁南侧（一说张家川县，一说华亭县境内），于陕西省陈仓区底店汇入渭河。
千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阶地较宽，土地肥沃，灌溉条件较好。千河源头，陕西省水利志载：源出甘肃六盘山南坡石嘴梁南侧，陇县志载：发源于华亭县麻庵乡庙岭梁，千阳、宝鸡县志载：源于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唐帽山南麓石庙梁。由华亭县东南流至唐家河入陕境，斜穿陇县中部，经千阳县、凤翔县，于宝鸡冯家嘴注入渭河。这里荟萃了森林、草原、河流、山峦、峡谷等自然景观，纯朴自然又不失壮观。千河在千阳县境内有支流20余条，均源于两侧山地，流程短，河谷窄。这里是养马的天然牧场。
秦非子受周天子之令从天水来到关中为周王室牧马是一件隆重的事情，要在当地养马，既要对当地发布政令，还要赢得当地的支持。于是，秦非子决定在当时千河流入渭河的凤翔县长青镇召开为周王室牧马的“汧渭之会”。
会上，秦非子传达了周王室颁发的养马指令和养马的嘉奖政策，令当地养马人备受鼓舞。
很快，大家被动员起来，当地的养马业就开展起来了。
再沿汧水上溯，最后到汧河上源的右岸。沿着渭水向上游行进。
秦非子领命去“汧渭之间”养马，其出发地就在关中的那个“犬丘”，落脚点在“秦”。后来，周孝王令非子得号秦嬴，续嬴氏祀，有土秦邑，成为周之“附庸”，获得“以和西戎”的政治信任。这当然既是对非子养马功绩的肯定，又是调动积极因素对保周、安定西垂有利的举措。
据后人考证，秦非子拥有的“秦邑”，绝不是孤立的“秦城”。邑址固然考定在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西南瓦泉村一带，但“秦邑”的范围则应包括陇山以西的汧渭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即今统言的陇东地区。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起，在今甘肃天水地区以及波及西南的礼县一带，才给秦非子和他的同父异母兄长成以及其他秦人提供了活动的舞台，以致后来秦非子的后人建立了秦国，构建了一段崭新的历史格局。